《礼记·乐记》指出：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。”

这段话告诉我们：音乐与政治相关，受时世影响。其实不只音乐，文章亦如此。宋儒朱熹认为时代可以分为三类：治世、衰世与乱世；文章亦可分为三类：治世之文、衰世之文与乱世之文。在朱熹眼里，治世之文平和中正，衰世之文萎靡繁絮，乱世之文激越跌宕。

由此观之，文章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。时代不同，世风不同，文风亦不同。文风难免被世风熏染，受时代的大环境制约。

当然，凡事无绝对。世风固然影响着文风，但文风同样也会作用于世风——或推波助澜，或拨乱反正，或引领风尚。主流中有支流，大环境中有小局部。任何时代，都会产生一些站在时代前沿的人物，高瞻远瞩，开风气之先，引领潮流。

魏文帝曹丕说，文章乃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这只是笼统而言，能否经国，能否不朽，必须经过时代的检验，经受岁月的淘洗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些文风不正的东西，决不会流传久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