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。

早在先秦时期，诗歌便渗透进了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无论是国际交往，还是人际交流，无不活跃着诗歌的身影。因此孔子教育儿子孔鲤说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

当然，国家的发展与诗歌的繁荣，并不是同步的，有些甚至是逆向的。胡适认为，“盛唐”只是政治的盛唐，并非文学的盛唐，唐诗的高峰，在天宝末年战乱以后。赵翼则明确指出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

国家的不幸，无非是内忧外患。内忧，指道德沦丧，权力腐败，社会不公，民生维艰，从而导致各种矛盾激化，甚至发生战乱；外患，指外敌入侵，国土沦陷，国家倾覆，民族危亡。

诗人处于内忧外患之中，身遭颠沛流离生死莫测的切肤之痛，心灵遭受到国破家亡带来的强烈的情感震荡，便有可能写出深度超常流传千古的伟大诗篇，从而成就不幸之幸。放眼文学史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楚国的风雨飘摇诞生了屈原的《离骚》，“安史之乱”成就了杜甫的诗圣地位，女真和蒙古的铁骑铸就了陆游、文天祥的诗魂……

令人深思的是，诗坛群星璀璨，诗人以恒河沙数，为何最终成就的是屈原、杜甫、陆游、文天祥等？

我们以为，即便在同等的遭际下，甚至是同样高深的文学素养下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，是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。